在这窘迫的关键，潘异凡、韦元善在容县自良圩的房主、革新群众骨干曾昭荫想到了一个能较快为革新筹集到经费的办法：工贸易。

 

为了支撑革新，曾昭荫变卖了自己仅有的一亩水田，买回两台手摇织袜机。织袜机非常喧华，不过，关于自良的群众来说，即是一个新生事物，吸引了非常多人围观，特别是圩日，看织袜机的人去了一群又来一群。曾昭荫和潘异凡、韦元善3人一起编织袜子贩卖，最好卖的是婴幼儿袜子。潘异凡还构造周边住户加工鞭炮、种植棉花等以增加收入，晚上则行使群众看织袜机的有利机遇开会，到各地串联，发动群众要求实行“二五”减租。

 

1929年4、5月，潘异凡得悉省委机关已转移到南宁，便以进货做糖果生意为保护，到南宁寻找党构造。7月，潘异凡找到广西省特委机关并报告失联时代容县临时县委实工作环境。广西特委对容县县委自筹经费，自发革新的行动予以充分肯定，为增强容县的地下工作，派遣韦朝冕(东兰人)到容县予以帮忙。韦朝冕到容县后，在容县县底的冠堂、泗关一带开展工作。潘异凡仍回到本来的笼络点自良开展工作。

 

为便于指导全县工作，1930年下半年，潘异凡决定将容县临时县委机关移驻容城大井巷曾馆。曾馆是曾昭荫、曾昭栋(曾昭荫的堂弟)等人在容城的房产，利便应对当局的搜检。为拓展织袜生意，潘异凡、韦元善等人将两台织袜机从自良迁往容城曾馆。在曾馆，潘异凡与曾昭荫等继续织袜贩卖，韦元善与曾昭栋则到街上摆卖香烟、汤圆和果蔗，筹集革新经费。

 

这个时期，潘异凡与党员何仲泽、刘文轩、谢惠阶，共青团员何运东、何淑文、何湛文等人亲切接触，恢复构造举止，派遣刘文轩、何运东到南宁、桂平、平南、北流、冠堂等地做交通笼络员，构造群众举行斗争，容县革新工作又活跃起来了。

 

不过，反动当局一刻也没有轻松对桂东南各县中共地下党构造的搜查。1931年春，中共容县临时委员会机关被敌人侦破，潘异凡、韦元善、曾昭荫同时被捕。10多天后，县委布告潘异凡在容城校园地英勇殉国。曾昭荫得陈协五等人营救出狱，韦元善获释后脱离容县。容县革新斗争再度转入低潮。